写在前面：
一笔逾期超过十年、历经多次展期、质押当物严重贬值的典当不良项目，在传统的“三打”模式下，似乎早已注定只能走向打折转让或坏账核销的结局。但如果换一种视角，结局是否会被改写？这正是“投资透镜”想要探讨的又一重要命题。不良资产并非绝对的死局，而是价值错配下的蛰伏。
今年4月，随着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办结，7月项目首期利息顺利兑付，国元投资一笔存续超十二年、历经多次展期和五轮方案迭代的复杂存量不良项目成功实现转正、完成清收。
行业属性决定不良必然，传统路径凸显能力瓶颈
类金融业态（如小贷、典当、融资租赁等地方金融组织）面向传统金融体系边缘的客户群体，可以说，不良资产是类金融行业经营发展中必然伴随的常态性问题，无法完全规避，关键在于处置思维、处置路径与处置能力的差异。
长期以来，面对这些不良资产，类金融行业的传统处置方式高度依赖“三打”模式——打折、打包、打官司，即通过打折转让快速出表、打包组包批量剥离、司法诉讼被动清收。这套模式在特定场景下有其价值，能够快速止损、释放信贷资源，是行业多年沉淀下来的基础工具库。
但随着不良资产形态日趋复杂、债务人盘根错节、底层资产价值隐蔽，这套传统打法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。它本质上仍属于“事后止损、被动出清”的范畴，侧重于存量抵质押物的静态价值变现，而对企业主体的动态成长价值、关联资产的潜在增值空间缺乏挖掘手段。面对“短期流动性困难、长期具备成长潜力”的复杂困境主体，单纯依靠“三打”往往难以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，也难以兼顾国企服务实体经济、助企纾困的多重目标。
以投行思维重塑不良资产处置，实现路径跃迁
面对上述困境，行业亟需一场从理念到实操的深刻变革，不是在“三打”之外另起炉灶，而是在其基础上叠加更高阶的思维工具。“投行思维”，正是那把实现路径跃迁的关键钥匙。
投行思维的重要逻辑，在于从单一的“债权人”向“资源整合者”“价值创造者”转变。在实操路径上，它强调运用“法商结合”的理念，通过债务重组、资产重组、债转股、引入产业投资人以及共益债投资等多元化金融工具，对问题企业的资本、资金、资产进行深度整合与要素重新配置。它不再局限于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博弈，而是深入企业的产业链位置、技术壁垒与市场前景，通过“债权收购+技术升级”“阶段性持股+资金支持”等模式，帮助企业恢复造血功能。这种“价值重构+生态赋能”的路径，将不良资产处置从单纯的“清收”升维至“创造”，实现了金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。
换言之，传统的“三打”解决了“如何快速离场”的问题，而投行思维要解决的是“如何让资产价值最大化”的问题。二者不是替代关系，而是工具与理念的叠加、手段与目标的升级。
实战落地攻坚，以投行思维破解陈年不良积弊
本次超长周期复杂绝当不良项目的圆满化解，正是国元投资投行化处置思维的完整落地实践。
2014年5月，为帮助实体企业纾困周转，安徽国元典当为A公司提供3000万元股权典当纾困融资，受信贷政策突变、企业所在行业环境波动影响，2016年起项目出现逾期，原有质押当物价值弱化，完全符合绝当处置条件，已然形成典型存量不良资产。
按照传统模式，项目早已进入司法处置、折价变现或坏账核销流程。但国元投资党委、经营层立足长远、精准研判，指导安徽国元典当薛永飞、彭小鸥等团队成员摒弃传统惯性，以投行视角重新审视项目、重构处置方案。团队深度摸排后发现，债务人关联的科创企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“小巨人”，拥有多项国家级科技成果，赛道优质、价值可期，属于“短期流动性困难、长期具备成长潜力”的优质困境主体，具备市场化盘活、价值重塑的基础。
基于这一投行化价值判断，团队开启长达十年的精细化、动态化攻坚。2017年，抢抓关键窗口期推动优质主体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彻底补强项目风控短板，对冲原有当物失效风险，守住项目处置基本盘；秉持刚柔并济原则，坚持以诉促谈，在依法司法确权、守住国资底线的同时，多次暂缓执行、给予企业纾困周期，全力护航科创企业股改融资、转型升级。
面对2020年债转股方案受阻、2021年融资纾困夭折、2023年股权收购落空、2024年税负重压搁置等多轮波折，团队始终坚持市场化投行打法，五度迭代优化处置方案，最终敲定“本金债务重组、利息以股抵债”的最优方案。公司以每股5.4元的B轮融资价格锁定股权资产，彼时市场评估价已达8.33元/股，定价低于评估价约35%，既有效化解十年陈年不良风险，又保全了优质实体企业的股权价值，更实现了历史风险出清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多方共赢。
积弊之难，贵在坚守；破局之要，重在专业。类金融不良资产的化解，绝非一日之功，更非单一手段可解。它要求从业者跳出传统信贷的思维窠臼，以投行思维重新审视每一笔不良资产背后的产业逻辑与重生可能。唯有坚持市场化、专业化导向，将法律手段的刚性与商业运作的柔性有机结合，才能在风险化解的深水区中，真正走出一条“价值研判、动态盘活、标本兼治”的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